近日，记者有幸在安义古村对江西作家刘行宾进行了专访。这位年过花甲的书写者，谈起文学，仍然不减年轻人的兴趣。

文学基因：从安义古村走出的书写者

在江西南昌西北的安义古村群，青石板路蜿蜒穿过明清建筑群，斑驳的墙垣间流淌着千年的商道传奇。这里不仅是游客眼中的文化秘境，更是作家刘行宾精神原乡的具象化表达。“古村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在诉说历史，”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轻抚着罗田村“世大夫第”的门楣雕花，眼中闪烁着光芒，“比如这副‘智水仁山浑然元气，礼门义路卓而家风’的楹联，既是建筑装饰，更是安义人‘重信守义’的精神图腾。”

这种对地域文化的敏锐感知，源于刘行宾在安义古村度过的童年。他虽是京台村刘氏后裔，却从小在罗田村听着探花黄元杞捐建“义屋”“义田”的故事长大，这些浸润着“义”文化的民间叙事，后来都成为他创作的重要母题。在散文《古村印象》中，他通过“刘黄联姻”的家族轶事，将古村的建筑美学与伦理传统编织成一篇文化寓言，展现了安义人在历史长河中的生存智慧。

创作密码：在纪实与文学间架起桥梁

作为江西省供销合作社信息中心主任，刘行宾的创作始终保持着“双脚踩在泥土里”的姿态。他的长篇报告文学《门里窗外》，以安义铝塑门窗产业的崛起为线索，揭示了改革开放背景下县域经济的蝶变密码。书中描写的黄水龙等创业者，从走街串巷的手艺人成长为行业领军人物，其跌宕起伏的经历被他提炼成“苦难叙事”与“奋斗史诗”的交织——这种将个体命运嵌入时代洪流的写作手法，在《南昌太阳村的故事》中得到进一步升华，该书通过记录留守儿童的成长困境，引发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持续关注。

在诗歌创作领域，刘行宾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美学追求。他的获奖作品《茶的独白》以茶喻人，将制茶工艺与人生哲思融为一体：“揉捻时的疼痛/是为了在沸水中舒展/那些蜷缩的心事”。这种将日常经验转化为诗意表达的能力，在《石中赋》中达到新高度——他以石鼻中学人才辈出和校园美景为意象，通过“老师与学子的对话”，颂赞母校桃李天下的育才之道。

文化担当：在历史褶皱中打捞文明碎片

近年来，刘行宾将创作重心转向江西供销合作社史的书写。在《江西省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程》系列文章中，他以档案文献为经、人物访谈为纬，梳理出供销系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脉络。“供销合作社是连接城乡的毛细血管，”他指着1951年的社员股金证复印件说，“比如这个泛黄的小本子，见证了农民从‘生产者’到‘股东’的身份转变，背后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

这种历史意识同样贯穿于他对安义古村的书写。在《京台文化大院的书香墨味》中，他不仅记录了古村的建筑形制与民俗活动，更通过“牌匾文化”等细节，揭示了赣商“义利并举”的商业伦理。这种将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重的书写策略，与安义古村近年推行的“意向经济”文旅模式不谋而合——两者都强调在现代语境下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时代观察：在变革浪潮中捕捉文学新质

面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多元化趋势，刘行宾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知：“网络文学的兴起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学的式微。”他以安义古村的文旅实践为例，指出文学创作者应主动适应“跨界融合”的新生态：“当古村通过沉浸式剧本吸引年轻游客时，作家完全可以参与到故事脚本的创作中，这既是文学的破圈，也是文化的再生。”

对于年轻作家，他提出“三重修炼”的建议：“首先要修炼‘在地性’，江西的山水人文、红色文化是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其次要修炼‘时代感’，用文学回应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现实议题；最后要修炼‘超越性’，在具体的叙事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光芒。”这种将文学创作与社会责任紧密结合的理念，在他参与编著的党史学习辅助教材《星耀中华》中得到充分体现——该书通过挖掘江西红色文化资源，为新时代的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生动范本。

未来展望：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前行

站在安义古村的观景台上，刘行宾望着远处正在修缮的明清建筑群，眼中既有对历史的敬畏，也有对未来的期许：“古村的保护不是静态的封存，而是动态的传承。”这种理念同样适用于他的文学创作——在即将出版的新作《乡村纪事》中，他将笔触伸向乡村振兴中的新型职业农民，试图在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农业科技的碰撞中，寻找新的文学生长点。

“文学的使命，就是让那些即将消失的声音被听见。”采访结束时，刘行宾指着古村那棵千年老樟树说，“就像这棵千年古樟，只有不断向下扎根，才能向上生长出新的枝桠。”这种扎根乡土、守望文明的创作姿态，或许正是他给当代文学留下的最珍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