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溪口地区连日阴雨，淅淅沥沥到3月25日的清晨，才难得望见期盼的春阳。趁着这一天的晴朗，孩子们带上预先准备好的果食祭品，陪伴我去乔夹岙毛家山祭拜先祖。

毛家山不很高，位在雪窦山下溪口镇东北方向一片丘陵中的向阳坡上，山上有我曾祖父和两位曾祖母的一处墓地，向南相隔五十米左右，是我祖母的墓地。我的一位曾祖母于1919年去世，至今已107年了；我的祖母于1940年去世，长眠此处也有86年了。上述四位先祖中，我见过其中的一位曾祖母，且有幸得到她的宠爱。

在我的记忆里，曾祖母是位温和善良的老人，她是1975年农历三月初四凌晨在溪口毛家弄的家中安然离世，享年八十有四。每当清明扫墓，她慈爱的模样，温和的眼神总会浮现在我的眼前，音容清晰如昨，不曾淡去。

雪窦山胜景

1968年夏日，我尚在读小学，父母将我托付到外婆家生活。那年，外公专程从上海接我回乡下，到达溪口下车时已经下午三点多。外公拉着我的手穿过横跨马路的武岭门，走进三里长街，他先领我去拜见曾祖母。我们刚走到毛家弄的元宝阊门，便与曾祖母遇在迎面。外公恭敬地称她一声“婶母”，又向她引见我：“这是柯柯，是某某人的儿子。”我随着外公的指教，赶紧躬身喊道：“阿太”。曾祖母在惊喜中眼中一亮，伸手轻抚着我的头顶，连声笑道：“哎呀呀，柯柯都长嘎大了。”她细细端详着我，目光充满欢喜，那慈爱温柔的表情，像一泓清甜的山泉，顷刻间淌进了我的心底。

曾祖母侧身让道，温声说道：“走走走，屋里坐下歇歇！”我们便随她入内。她进屋后快步走到眠床前，将床边一件黑色上衣匆忙团起，往枕被边丢去，她刚想放下蚊帐，衣裳已在空中展开，衣背上缝着一块毛边白布，赫然显露出“地主婆”三个浓墨大字。曾祖母流露出一点尴尬，外公只淡淡瞥了一眼，便若无其事地坐在八仙桌旁。

曾祖母一生吃斋念佛，七十七岁时她精神矍铄，皮肤白净，头发乌黑透亮，梳理得整整齐齐、光滑服帖。听母亲说我刚出生不久，她便抱过我。母亲后来常说，有一回夜里我哭闹不止，无论谁哄劝都无济于事，曾祖母便接手将我抱入怀中，一边轻轻拍抚，一边低声念诵，竟十分灵验，我很快便安然睡去。

我在外婆家生活的那几年，常常去曾祖母家走动，有时要住上五日、七日，仍不肯离去，主要是曾祖母总是和颜悦色待我，我住着不用砍柴、挑水，只管无忧无虑地玩耍。更诱人的是曾祖母做的一日三餐清淡格外可口，那时我正值长身体的年纪，饭量极大，每餐米饭要吃四五碗才感觉饱了。曾祖母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狼吞虎咽，让我吃饱，一抹嘴又撒欢似的跑出大阊门外调皮了。

成年后我渐渐明白，那时曾祖母年岁已高，加之其“三寸金莲”，早已没有了劳力，日常中一粥一饭，也全靠晚辈们接济，生活的十分拮据。是我年少无知，一顿能吃下她好几天的口粮。如今心中满是酸涩和愧疚，也为当年不懂事，贪吃、贪玩的行为而自责。

大概是2001年的盛夏，我去武汉开会，会议结束后回溪口省亲途中患上重感冒，到家后鼻涕眼泪及浑身酸疼。父母赶紧送我去镇医院急诊，医生说先给我打一针，观察观察效果，我见他开的处方是最好的抗生素注射液，打一针要二百七十多元，便犹豫起来，最终考虑还是以增强自身免疫力为好而婉拒医生。出诊室门，我和父母说想去毛家山太公太婆和奶奶那儿祭拜一下。于是回家拿上香、蜡烛、经咒符纸及点心供品等。我先打扫了墓前拜台的卫生，清理掉坟丘的杂草荆棘，祭拜结束后竟出了一身大汗，下山路上忽然觉得浑身轻松，那场重感冒在不知不觉中痊愈了。

远眺烟雨溪口

烟雨江南，大地上所有的植物生长都相当迅猛。每年的清明祭扫，清理掉坟墓周围的杂草灌木是重要任务，可以认为是一场重体力劳动。我们先将坟碑面前的拜台清扫干净，将香和蜡烛点燃，摆上供品。还要记着在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前敬香和蜡烛，摆上供品，祈求能保护周边的平安。

香头隐约闪烁，青烟缭绕，蜡烛的橘黄色火苗随微风轻摇。恍惚间，六十多年以来，我对先祖们生活中的点滴见闻又一件件浮现在眼面前……

溪口毛氏，源出宁波府鄞县望春路水仙桥内河一带。始祖讳德楷，字圣范，号锦川，为宗谱所载“德”字辈先祖。公生于清乾隆六年辛酉岁（1741）十一月二十五日戌时，卒于清嘉庆十二年丁卯岁（1807）十一月二十一日未时，享年六十有七。

余曾祖父属宗谱“文”字辈，自始祖德字辈而下，历经忠字辈、孝字辈、显字辈三世，才递传至文字辈。以此推之，溪口毛氏始祖，实为余曾祖父之高祖父，余之太祖父也。

始祖逝世后，子孙尊其遗愿，葬之于宁波西门外毛氏祠堂的近郊，可见先祖眷念故土，心系后裔的思想观念之深。慎终追远，敬祖追远是中华儿女骨子里的文化品德，先祖无不冀望子孙世代聚居，相依相守，立业成家，毋忘本源，使得族人绵延不绝，文脉不断。

我听祖父讲过他在年少时曾参与祭拜先祖的经历。迄晚清民国初年，每至清明，溪口毛氏各房均推派代表，由宅长组织率领，约二三十人同赴宁波祭扫先祖。祖父在宁波读书中学期间，曾数次亲历清明赴甬祭祖之盛。彼时溪口至宁波多赖水路。族人须在天未破晓时出发，自溪口武岭头剡溪边分乘五六只竹筏，顺溪流而下，随舟携带祭品、供品；竹筏到了大埠头要换乘两艘乌篷船，继续经江口出奉化，直抵三江口后转入鄞县内河，终至宁波西门外。

抵达宁波后，溪口族人复与甬城毛氏会和。这样溪口两艘乌篷船与宁波诸船连祛而行，首尾相接，浩浩荡荡，俨然一支船队。船队中还有“小唱船”为先导，船上锣鼓喧天，开道先行。

船队至墓地，须经过毛家“私河”。此河为先祖于私地开凿，岸立碑记。平日里“私河”任所有舟楫往来停靠，方便彼时的交通运输。如若遇有毛氏祭祀等大事，其他船只都会主动以礼避让，这种“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古风，日久遂成为乡规民约。

在祖父的记忆中，当年的扫墓情景是：大家刚一登岸，即见坟庄数童子敲着锣、打着鼓向我们走来，守坟老伯亦含笑相迎。见面后宅长与老伯握手寒暄，向他们道谢辛苦，彼此彬彬有礼，情谊殷殷。

民国时期的祭祀典礼庄重肃穆，每次活动都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次日之后，族人便可自行安排，或城购物，或探亲访友，各随其便。彼时一趟清明祭扫往返，约需五日。

话说溪口毛氏从宁波迁宅后，家谱中列出了“忠、孝、显、文、宗；节、履、乾、坤、泰”十代排行辈分。忠字辈先祖太公共生有六子，为孝字辈。孝字辈六位先祖太公平均每房又生有四子，到了显字辈的时候，已经是二十四位堂兄弟了，由此开枝散叶，毛氏家族人丁日渐兴旺，事业也有了起色。

孝字辈我的天祖父排行第五，后代子孙在习惯上称为五房太公。回想我曾祖父这一脉，还有一段令人唏嘘的过往。曾祖父在家中是独生子，在“文”字辈中排行第三十一，与排行第三十二的堂弟毛颖甫（后面还会提及）是同一祖父。曾祖父出生54天时，他的父亲（我高祖父）在年仅52岁时骤然离世，曾祖父尚嗷嗷待哺。我高祖母毛唐氏是一位茹素礼佛信徒，身边仅有一位瞎眼老婆婆相依为命，在抚养孩子成长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曾祖父曾祖母之墓

曾祖父的爷爷（我的天祖父）仍然健在，他因其长子的过早离世而悲痛不已，经过深思熟虑，为了寡母抚孤的未来生计，在我曾祖父三岁那年，天祖父决定分配家产。天祖父有两个儿子，决定将分给我高祖父的二分之一的钱款，大多数用于购置田地产业，归由我曾祖父继承。在古代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先祖们延续了一种普遍的思维倾向，认为：“种田财主万万年，生产富家六十年，宦海做官一阵烟。”天祖父当年一定认为种田行业是一切产业中最为稳当的产业，能够保证子子孙孙传承下去。

笃信佛教的高祖母一生吃长素，她乐善好施，将分得的田地划拨出十余亩良田作为基金，每年的资金收入主要用于为饥寒人家的去世者赠送棺木、或帮助安葬，让逝者入土为安。

1894年，曾祖父十六岁时结婚，曾祖母是溪口镇周家周成微房的次女，时年十五岁。曾祖父和曾祖母一生养育了三儿四女七个孩子，我祖父排行第三。高祖母的善举被曾祖父继承下来，他对租种家里田地的农民非常善待，明确收获之后，租种者先留足自家一年的食用，富余下来的粮食交为田租，能交多少田租，均有租种者自行决定。曾祖父热爱并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他与溪口蒋家、周家等共同投资建成武岭学校，他担任过最早的校董之一；曾祖父还乐于公益事业，每年要出资建造溪口到藏山的剡溪柴桥。彼时剡溪水患严重，因建桥技术施工材料都落后原始，常常是造好的桥梁在发洪水时被全部被冲垮，所以需要连年重修，直至后面修建了水泥桥才安稳几年。曾祖父热心为亲朋好友排忧解难作，化解邻里纠纷，深受相邻和族人尊敬。

我大伯公是曾祖父的长子，生于1896年，早年在日本庆应大学留学。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中国因派遣十几万华工赴欧支援协约国，成为胜利国之一。然而，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全然无视中国的合理诉求，执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中国代表愤而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这是近代中国外交首次勇敢对列强说“不”，打破了以往屈辱妥协的外交惯例。

对于日本人的侵略野心，大伯公义愤填膺，随着“五四”运动爆发，他抱着“热血救国”信念，愤而退学回国，原计划去法国继续留学深造，后因其母（我曾祖母）于1919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逝世而未能成行。1924年黄埔军校正式建校后，我大伯公曾在黄埔学校中任过教官。

大伯公76岁那年，父亲抄给我一个的地址，让我从宁波回上海的途中，专程下车去杭州大伯公住所看望一下他老人家。我在杭州火车站叫了一部黄包车到大马场四号大伯公家的楼下，下车后一位胖胖的中年妇女问我找谁，听我报出姓名后，她仰高了头，用浓重的吴语对着楼上大喊：“毛先生，侬屋里有人客来！”不一时，二楼的木楞框窗户被缓慢推开，大伯公探出头来望我，我连忙自我介绍，是某某人的孙子，是某某人的儿子。他听完点点头，应答了几声便关窗下楼。我的突然拜访让大伯公格外开心，他很认真地听我说一些溪口家乡的事情。那次，他专门领我去西湖边的一家国营饭店品尝杭州名吃“片儿川”，真是地地道道的原滋原味的杭州传统面食小吃，回想起来，仍有汤鲜味美面筋道的记忆，真好吃啊；大伯公带我漫游西湖时，一路上用手杖指指点点，他的脚步还很灵活，一副民国范儿的派头。我离开杭州之后，他即写信给我祖父，以令孙如何如何乖巧，大大地褒奖鼓励了一番，祖父见信后满心欢喜，逢亲戚总要告知一下。这封信祖父也让我看过，大伯公是用毛笔在泛黄的红格信纸上由右及左竖写的，笔墨苍劲有力，字字句句皆是对晚辈的期许与疼爱。很可惜我那时年少不太懂事，否则在大伯公身边还能更详尽地问询了解一些溪口毛氏的家事、家世和家史。

祖父于复旦大学毕业

我祖父出生于民国初年，一生谦逊和善，勤俭忠厚。祖父儿时在私塾接受启蒙教育，曾与经国蒋先生同在一所私塾里。祖父也曾告诉我，在溪口毛蒋两家有世代交往的渊源，在当时也是世人皆知。祖父与经国先生的年纪相仿，童年时情投意合，相处甚为欢快。也是祖父的这些儿时的经历，对他老年后积极置身于祖国统一事业的努力奠定了基础。

祖父于193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之土木工程专业，从此一生造桥铺路，做利国利民的事业。抗战时期，祖父根据战事需要，以风餐露宿的生活形式，奔波于江浙、湖广、陕甘等地区，投入民用及军用机场的设计和建设当中，为抗战事业尽自己力量。1937年2月19日，我小姑在溪口家中出生，当时祖父正全身心投身常州飞机场的建设，为了纪念这一特殊日子，祖父将小姑的名字取为毛常飞。

祖父（右）在施工现场

我在祖父名下是长子长孙，在他身边有几件幸福的往事至今记忆犹新。有一件事是在我四五岁那年，祖父的家还在南京市五老桥一号，我印象中那是一幢很旧、也很大带着天井的木结构老宅院，院里住了多户人家。我五叔和六叔正在念小学，他们玩耍的一只塑料射水枪尤其吸引我的注意。我便吵闹着、追赶着抢夺来玩，叔叔们并不情愿让我独自占有，于是我们在天井中追着、跑着、喊着、哭着，祖父见状后很严肃地唤住叔叔：“把水枪给柯柯！你们是叔叔啊，要让着点侄子！”那一刻，我对祖父让叔叔们玩射水枪时应该让着我十分开心；还有一件事是祖父带我去某地观看哈哈镜，因为要买门票，他就让我自己进去看，说：“爷爷在门外等你，慢慢看不用性急。”我第一次晓得哈哈镜有这么奇妙。在不同镜子里面，我自己一会儿变高大了，一会儿变矮小了，一会儿又变肥胖了，一会儿又变精瘦了，有些镜子还能把我变得扭曲了。我是转了一圈又一圈在自己欣赏自己，激动时笑得泪流满面。不觉中感到尿憋了，跑出来小便后还想进去再看。祖父和我商量：“今天不看了行不行？”我摇头坚决不行，于是祖父又摸出五分钱买张票，直到我看够为止。那一刻，让我体会到在祖父跟前耍娇气有多么幸福；还有一件事是在1971年暑期，我在独自去南京的途中感冒了，来到家里已觉疲惫不堪，眼皮都睁不开了，阿娘（奶奶）赶紧让我服了感冒药躺下歇息。祖父彼时已年逾花甲，但仍在南京航务工程学校上班。他下班刚进门，我听阿娘悄悄跟祖父说：“你去里面看看谁来了？”祖父走近我的床前，已经笑得合不拢嘴，进而他摸摸我的头说：“好像有些热度”，便带我去学校医务室看病。一路上总有教职员工停步询问，他就拉我往身边靠一靠，自豪地介绍：“这是我的大孙子”。那一刻，祖父对我隔代亲的画面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祖父说他曾有过短暂的教书经历，由于他的普通话表述太差，学生们听课吃力，所以他一生主要时间是从事研究和设计工作。祖父是老国民党员，老年后参与政治协商的工作，他尽力发挥自己政协委员的作用，以不同形式与当时尚健在的包括宋美龄女士、蒋经国先生、蒋纬国先生、毛庆祥伯公等他所熟知的亲戚、同乡、同学及朋友联系，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尽绵薄之力。

我外婆家在东山村

我祖母生于1910年，是奉化萧王庙镇青云村人。祖母的父亲（我外曾祖父）孙寿松在兄弟中排行第三。祖母有胞兄、胞弟，还有妹妹。距青云村不足四华里的地方有个村庄叫大埠头，大约近百年前，一位商人在大埠头建成一座五间两弄，带有东西厢房及前后天井的院落，在即将搬家之前，这位商人因一场赌局输掉巨款，便以院落抵债，外曾祖父就买下这幢院子，全家人从青云村迁居到大埠头安家。

1940年，祖母因患疟疾病医治无效去世，走后遗下两儿两女，我父亲是老大，年仅八岁。彼时，祖父天南海北四处奔波，且工作地点不固定，父亲兄妹四人长期寄养在大埠头他们的外祖母家。父亲与他的表兄弟姊妹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彼此建立起非常好的亲情关系。我少儿时也曾在大埠头生活过几天，那时，表叔、表姑他们早已在上海工作，偌大的庭院里只有大舅婆、小舅公、小舅婆三个老人。我坐在他们膝下，陪着在天井晒太阳，断断续续听他们回忆我父亲小时候的往事。说我父亲与他的表哥表姐、表弟表妹们最喜欢玩藏猫猫，抢屋柱等游戏，开心的不得了。老人们说到有趣的事情，会张开仅有几颗牙齿的嘴哈哈大笑。有时候他们还认真地盯着我看，然后说我什么动作像我父亲小时候，什么表情像我父亲小时候。那一代人对晚辈真挚的情感是融化到骨头里的，实在让人终身难忘。

我在曾祖父墓前又续上三支香，青烟袅袅，往事并非如烟。我的更多的已故先祖们，他们一生爱国爱家，事迹已成公开的史料——

祖母的叔叔（我外曾叔祖父）孙鹤皋生于1888年，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并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辛亥革命事业。1923年他为执行孙中山联俄计划，在大连设秘密机构——东亚木材公司，负责接待赴俄往来同志。他在勤劳国事的同时，也注重造福桑梓，他的许多义举惠及了家乡人民。

堂曾祖父毛颖甫之墓

曾祖父的堂弟（我堂曾祖父）毛颖甫，生于1880年，他在溪口毛氏宗谱文字辈中排行第三十二。民国时期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63年在台湾病逝。按照他归葬乡土的遗愿，后人在上世纪末将其灵骨迁葬回乡，最终落叶归根。

我祖父的堂兄（我堂伯祖父）毛庆善，生于1906年。他早年留学日本，入私立东京航空学校。红军长征时，他作为国军侦擦机的大队的大队长奉命执行轰炸长征途中的红军将士任务，当时他有意将炸弹全部扔向没有人烟的荒野处，保护了一部分红军将士的生命。他的行为受到了撤职处分。1940年日本飞机在成都狂轰滥炸，堂伯祖父不幸遇难，年仅34岁。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数年前，我与堂伯祖父的儿子毛节川相见，毛家节字辈是我的叔辈。八十多岁的堂叔跟我回忆苦难的往事，他说其父在日本飞机轰炸中遇难时，他才童年。随后孤儿寡母的生活中经历了许多屈辱和心酸，想到父亲是为国捐躯，堂叔也就平静和坦然了。

我又想到堂伯祖父毛庆祥，还有……

孩子提醒我，香已燃至根部，蜡烛也已出钉，可以回向了……

作者在曾祖父墓前